不曾其他和平不连着争议

“民主和平”能否遏制战争的发生?

没有任何欢乐不伴随忧愁,没有任何和平不连着纠纷,
没有任何爱情不埋下猜疑,没有任何安宁不隐伏恐惧,
没有任何满足不带有缺陷,没有任何荣誉不留下耻辱。 ——格里美尔斯豪森

作为对外关系实践的民主和平

民主和平,这是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和西方盛行的一种关于民主促进和平的思潮和国家对外关系实践。作为思潮的民主和平,它包含下面几层意思:1、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发生,甚至相互根本就不交战;2、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3、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4、民主国家热爱和平憎恶暴力是基于其国家政体的民主的结构性质,而非出自偶然。[1]

作为对外关系实践的民主和平,它扮演着国家对外战略工具的角色。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关系文件中经常提到“3D”(Defense,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战略,其中的“外交”即民主外交,旨在促进全球范围的民主的发展,包括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扩大民主体制国家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民主和平理念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得到具体运用。20多年来,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民主化、东欧中亚诸国“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在中东、北非出现声势浩大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战略或战略工具,民主和平在西方各国家朝野都受到广泛的支持。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待民主和平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2]
而共和党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表达了相同意思:“我这么强烈地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3]
民主和平的影响力之大,如日中天。

民主与和平无天然联系

民主与和平,真如民主和平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天然的联系吗?民主能够促进和平吗?

倘若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为其安全和自身利益着想,上面的问题似乎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的问题当然就是问题,而且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不妨从解剖民主和平论的四点基本主张出发,来讨论一下民主与和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以及民主是否能够促进或带来世界的和平。

首先,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发生吗?几乎所有的民主和平论者都相信民主国家之间确实很少发生战争。他们的根据主要是学者对近200年世界战争所做的统计分析。事实上,这种统计分析结果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这些学者采取的是唯我所用的标准。他们把200年间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的数十次重要战争,以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全部排除在民主国家之间战争范畴之外。比如,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交战双方按照西方标准本来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却因为或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偏低或允许蓄奴存在而不被视为民主体制国家。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美国和英国都不能算作是民主国家,那么在没有真正民主国家存在的时代或世界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1981年的厄瓜多尔-秘鲁战争,虽然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但是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也不被计算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另外,1947年的印巴战争也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间战争之外,理由是尽管交战双方民主政体的国家属性不存在疑问,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多于1000人,但是两国建国时间不满3年。如此这般,数十次实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人为地被抹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战争若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那岂不都变成了非民主,即集权、专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战争了?美国和英国的立宪政治实行远在200年前,它们怎么会在实现了民主政治之后又变成了非民主国家呢?不满3年历史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不是民主国家呢?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战争是战争,少于1000人的战争凭什么就不可以计算为战争呢?由此可见,民主和平理论玩的是数字统计游戏,其根基是空虚的!

其次,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吗?毋庸说在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发生过众多战争,即便退一万步,假使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根本不发生战争的论断能够成立,这对于民主与和平关系问题的意义远远不及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国家常常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以及民主国家常常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卷入战争或作为战争中的交战一方。200年来,在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堪称战争的军事冲突中,都有民主国家的身影。它们或者直接介入,或者在背后支持交战或冲突的一方。根据美国国会研究部2011年3月10日发布的一份题为“1798-2010年美国海外武力使用实例”的报告,美国在过去200年时间里共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320次。在这些军事行动中,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较大规模的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仅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几场反恐战争,就使美国付出了大约4万亿美元的沉重经济代价,同时也给敌国带来巨大的军民损失,其中平民死亡人数多达17万,另有781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的,像美国一样如此好战,如此频繁、如此规模地诉诸武力。

比较之下,民主国家之间或许少有战争,但是包括美英法在内的若干民主国家却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或介入战争。反恐战争是最近10年最常采用的战争形式。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战争,如法国对越南的战争;有扶植傀儡的战争,如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有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如美英法等北约国家对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战争。

在今天的世界上,崇尚“己之所欲必施诸于人”之理念,以武力作为后盾推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是民主国家;有最多海外军事基地的是民主国家;军费开支最大的是民主国家;军演最频繁的是民主国家;核武最多、航母战斗力最强的是民主国家;主张“先发制人”的是民主国家;挑拨离间,制造矛盾,鼓动他国内乱的是民主国家。与某些孤立的存在内部冲突的国家相比较,那些崇尚武力、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把本国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同时具备发动战争之一切条件的所谓民主国家,才可能是宏观意义上的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

再次,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吗?一般说来,一国国内的暴力事件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该国的种族、宗教、社会公平状况以及贫富差距等因素相关的,不应该与国家的政体形式或政治制度产生多大联系。而民主和平的鼓吹者却以为民主制度能够减少国内的暴力倾向。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则正好相反。根据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项关于各国国内暴力犯罪的统计资料,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记录不仅劣于非民主国家,而且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规律。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曾经在2000年对1980至1997年间世界各国国内刑事犯罪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排在刑事犯罪率最高前20位的是清一色的民主国家。[4]
2006年,世界着名的倡导枪支控制的网站-GunCite发布一份名曰“暴力犯罪国际比较”的统计资料。在这份统计资料中,20个民主国家名列世界各国国内谋杀率排行榜的前20名,被视为独裁或威权体制的新加坡排在第21位。在另一份也由该网站在2003年发布的统计资料――世界各国国内暴力死亡率排行榜中,位居前36名的国家,除第36名科威特是非民主国家外,其余全部是民主国家。如果论绝对暴力案件数量,“世界之图”网站上的“刑事犯罪人数最多的国家”,民主国家占居前10位,其中美国排在首位。与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报告相辅相成的是,“国家大师:世界统计与国家比较网”上的资料,也将20个民主国家排列在“世界各国刑事犯罪率排行榜”的前20位。所有这些统计资料表明,民主的体制非但没有减少这种体制国家的国内暴力情势,反而与高暴力倾向相伴生。那种“民主国家内部较少存在暴力情势”的论点显然缺乏实证的支持。

最后,民主的政体能够阻止国家轻易对外战争吗?在持肯定态度的民主和平论者眼里,民主国家的战争决策权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寡头统治集团手中,而是否对外战争,取决于民意。应该承认,在“民主”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势力。但是,这些运动和势力对于战争与否的影响力极其微弱。虽然和平主义者的反战示威是西方民主国家表达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民意表达的另外两个渠道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立法机构和媒体。

本来,在民主的体制下,立法机构是制约政府轻率用兵、发动战争的一股力量。但是,实际上立法机构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往往与政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以美国为例,立法机构至少在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其一,保证军费预算的持续增长。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权威数据,在2010年全球军费开支最多的10个国家中,民主国家占了8个,占全球比重约65%。在所有国家中,美国的军费开支遥遥领先。近十年它的军费支出连年攀升,从2001年的3127亿美元到2010年的6982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5],2010年其军费支出在全球军费总额中的比重达43%。由于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上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美国持续增长其本已十分庞大的军费,除维持全球无所不在的军事存在和绝对武力优势以外,接二连三进行战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尽量避免因政府越权或错误地进行战争而弹劾总统以制约其好战冲动。越战结束后,举国上下反省,美国动辄使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倾向有所收敛。而1990年海湾战争的大胜,重新点燃好战欲火,以至于20年来美国对外征战不已。特别是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在战争,不仅依据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战争的结果亦完全出乎料想。但是,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没有受到追究。2011年,奥巴马政府超越《国会战争授权法》赋予总统的军事行动时限,介入利比亚战争,至今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国会方面的实质性压力。

媒体,在西方民主国家被视为与行政、立法和司法不相上下的第四极力量,在监督政府、表达民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然而,近20年来,西方媒体在战争问题上乏善可陈。从海湾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几乎每一场战争的背后,它都与政府配合得天衣无缝。可以这样说,若无媒体的“冲锋陷阵”,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纵有再强大的武力优势作后盾和再坚定的战争意愿作支撑,也无法顺利启动战争程序。通常,战争发生之前,西方主流媒体通过编故事、讲神话的方式,夸大敌对国家对于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威胁,把政府的战争意图兜售给民众;战争结束后,隐瞒平民死伤实情,粉饰政府战争行为。设想一下,仅凭政府的几个头面人物鼓噪,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科索沃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些比真的还像的谎言,如何能够打动那些爱好和平的普罗大众转而使其义无反顾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难怪今日西方媒体即使在西方世界也被贴上了“军事-媒体-公司复合体”的贬义标签。[6]

为什么西方媒体与其政府的战争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答案可从2011年7月引起全球轰动的美国新闻集团窃听丑闻事件窥视一番。虽然窃听丑闻是由该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所引爆并引起普遍关注,可人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媒体在如何操控政治。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西方世界势力庞大:在英国,控制了包括《泰晤士报》、《每日电讯》、《镜报》、《卫报》等的40%的报纸;在澳大利亚,包括《先驱太阳报》和《每日电讯报》在内的2/3的报纸为其所拥有;在美国,它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网络、占全美电视台总数40%的35家电视台以及《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着名大报控股股东。据披露,近些年新闻集团操控或影响了英国首相的更迭,在每一次的美国大选之际表现格外活跃。在西方国家,媒体的垄断性极高,最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几乎全部为若干个像新闻集团这样的媒体巨头所控制:在美国是时代华纳集团和沃尔特.迪斯尼集团;在德国是贝塔斯曼集团;在法国是威望迪环球集团。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这些媒体巨头中实力不是最强,但是国际化程度最高。因为这些媒体集团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政治,所以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战争政策,在多数情况下是与其利益一致的。

我们谈及民主和平问题绝不是反对国家追求民主。正像丘吉尔所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相对于其他政体形式,民主政体有很多优越之处。以上列举的民主政体国家发动战争和内部暴力的情形,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民主政体并不必然导致和平。

民主和平在西方国家对外实践中的历史不长,从已经显露出的问题来看,它的未来之路不会走得像均势外交和集体安全制度那么远。人类不能依因循这样的道路去追寻持久和平的梦想,必须另辟蹊径。

注释:

[1] James Ostrowski,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Why Democracy
Cannot Deliver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February 19, 2005.

[2] 参见1994年1月25日克林顿总统国情咨文

[3]
2004年11月12日布什总统与布莱首相在美国白宫讨论伊拉克和中东局势,

[4]

[5]

[6]
诺曼.所罗门:军事-工业-媒体复合体:为什么战争是按照战争贩子的角度报道,公正网2005年7/8月号外版,

【作者:叶兴平 深圳大学国际经济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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