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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村民和我争辩莫言还是春树,就说不如问问德国外长

莫言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发生了变化;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

       
石黑一雄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多少有些让人意外。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日本名字是村上春树,几乎每一个诺贝尔季,村民们都翘首以盼,但一次次灰头土脸,12年颁奖之前,有位村民和我争辩莫言还是春树,我恶狠狠地说:“和莫言比起来,村上春树就是个《故事会》写手”,把她气得差点召集前男友们来围殴我。今年她一定也恶狠狠地等着,想啐我一脸,可惜春树又一次被省略了,她只好乖乖地,不吱声,在网上就当没看到我。

莫言先生获奖的消息公布时,他小说的德文译者、生活里的朋友阿克曼正在国家大剧院主持中德建交四十周年音乐会。在场的有中德两国外长、德国驻华大使。德国驻华大使接到莫言获奖的电话,“我站在一边听见了非常兴奋,马上对大使说,你应该在今晚的音乐会结束后上台祝贺莫言、祝贺中国人。他考虑觉得不合适:中国外交部部长还没说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就说不如问问德国外长,让外长说几句。外长很快同意这样做。”

       
其实,春树别哭,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诺奖省略的文学大咖,以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试着细数一下:

“有意思的是,我恰好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前面。我特别兴奋,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确实喜欢莫言。于是我没想多少就转过头跟杨洁篪说:‘我祝贺你们’。杨洁篪当时非常客气,可又有些紧张。““我完全理解他。中国跟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不好表态。”阿克曼说。这句话是关于莫言与政治始终暧昧不清的谈论的一部分。莫言获奖以后,这种谈论融入了一种更大的窘迫之中。《新经典文学》主编黎遥说,中国人对诺奖有些紧张,紧张里带有微妙情绪,把它甚至当成了梦想或情结一类的东西,“诺奖是那么高的奖,怎么就真来了呢?梦想不是不能被实现的吗?“

1、托尔斯泰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治、体制原因的猜测被认为是一副解药。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打趣说,“如果莫言明确反动过,又被禁了几本书,那他拿诺奖,大家心里会舒服很多。”

       
对,托尔斯泰,就是那个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诺贝尔生前最喜欢的作家。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时,全世界都认为托尔斯泰毫无疑问会成为第一位获奖者,结果得奖的是法国诗人普吕多姆,托尔斯泰连25人的大名单都没进入。到了第二年,全世界的托迷们想,尼玛你们上一年手滑,今年总该到我家了吧?结果,这年干脆是作家的全部省略,颁给了德国历史学家蒙森,一个如今你打搜狗拼音输入法,都联想词不到的人。

产生这种讨论,部分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够清晰的标准。事实上,预测得主历来是一件热门但很难应验的事,而人们也很难知晓发生在瑞典文学院那间法兰西风格的会议室里的确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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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重要的文学与好的文学之间,它常选择前者。“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于伦斯坦在1984年6月24日的《哥德堡邮报》上说。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

另一次调查也揭示了这一点。1951年,W.F.拉蒙特在350名文学家中做了一次国际性调查,关于诺奖中哪些人名副其实,哪些人浪得虚名。结论是,三分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纯文学角度看不具备获奖资格。报道刊登在1951年的《外国书目》上,瑞典文学院当时的常务秘书厄斯特林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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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有误解,”黎遥说,”它和其他奖项一样,是私人的,有规则、有趣味的,它从来不是一个最佳作者奖。

       
就这凶巴巴的老头,他的得奖作品是这部大名鼎鼎的《罗马史》,得奖理由是”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过说实话,我试了几次都读不下去,看到那些地名人名头都炸了,这种史书,还是让它去折磨袁腾飞那种狗汉奸吧,我还是喜欢我的安德烈和娜塔莎。

莫言文学中的那些特质符合了评委们的私人趣味和规则标准,这也是一个需要揣度的问题。莫言的美国译者葛浩文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莫言更有“历史感”。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文革题材,他拿捏历史的角度最为得心应手。“他的作品,时常会让人想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

       
从1901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写《十字军骑士》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获奖了,写《老虎!老虎!》的英国作家吉卜林获奖了,连写《骑鹅旅行记》的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夫都获奖了,在历史学家之外,1908年诺奖还颁给了德国哲学家欧肯。瑞典文学院就这么任性,把人类历史上最大咖之一的托尔斯泰挡在了诺奖的大门外,不知道诺贝尔地下有知,会不会气得跳起来?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则认为,与贾平凹等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虽然莫言的地域色彩也非常强,受民间语言的地方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也非常深,但他“有一种更强的综合能力,能把这地域性、民族性的东西,和一种更宏大、更多样的叙事创造性结合在一起”。

       
理由嘛,据说早期那手握生杀大权的18位院士,认为托尔斯泰持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宿命论倾向,和诺贝尔遗嘱中要求的“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不符等等,巴拉巴拉,反正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们至今不服,也没有办法,谁让诺奖是瑞典文学院他家的。

张旭东回忆,80年代,刚接触莫言的作品,认为“还是比较土,比较有中国特色”,而他与同龄人更多地将眼光放在当代的实验小说、先锋小说以及西方的文学作品。

2、易卜生和毛姆

但很难说这些寻找莫言为何得奖的努力是有效的。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标准曾经厌恶莫言这样的作家和他的作品。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捆缚在世界最着名文学奖评委们身上的是一些古旧限制。诺贝尔奖设立的头十年,“富有理想”这四个来自诺贝尔遗言的字被解释为“高尚、纯洁”,这种纯洁包括家庭、伦理、社会关系,甚至作家的个人生活。因此,托尔斯泰没能入选诺奖的理由之一是,“《战争与和平》中,他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反对夫妇之间的性关系”。

       
时不时的,国中就有人会把这问题拿出来讨论,搞女权的用来宣扬妇女解放,爱情婚姻专家用来煲煨鸡汤,最奇葩的是有人借此讨论卖淫问题。最先抛出这个问题的,就是那个著名的臭公知鲁迅,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类似标准还包括,作品必须高尚、平衡、和谐。这样的标准下,叶芝被指责为“过于朦胧”,《苔丝》的作者哈代因为“刻薄的宿命论”不能入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因为“主人公受难过多”而被尖刻批评,评委会讨厌“一件一件记录那些低级、丑陋的事情”。

       
娜拉是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妻子。她请丈夫开后门,帮老同学林丹太太谋取一份职位,海尔茂解雇了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给林丹太太腾位置。哪知柯洛克斯泰掌握一个秘密,他知道娜拉前些年为给丈夫治病借债,犯了伪造字据罪,柯洛克斯泰以此要挟娜拉,给海尔茂写了揭发信。海尔茂见信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下贱女人和罪犯,把自己的前程都毁了。林丹太太晓之以情说服柯洛克斯泰,退回字据,海尔茂兴奋地叫道:“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但娜拉已看清,自己的丈夫是个伪君子,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地位和名誉,平时“宝贝”、“我的小鸟”叫着,其实只是拿她当玩偶。于是她决定不饶恕丈夫,断然出走。有没有感觉,现在海尔茂随手一拉一大街?所以《玩偶之家》和娜拉不死,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还是没有答案。

莫言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发生了变化。他对“低级、丑陋的事情”进行了细致刻画,以至于日本出版人猿渡静子说,她看完红高粱中对“凌迟”的细致刻画后,当天没有吃饭。

       
易卜生一生写了大量剧作,《培尔.金特》《全民公敌》等不断被世界各地的剧团翻演,并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他的作品揭示了老牌燕尾服资本主义向现代T恤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真实的社会状况和人性,是现代戏剧之父,我认为其成就至少应该在斯特林堡和比昂松之上。

古老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冬季漫长,日光有限,在瑞典文学院里,天才、纯洁、高尚这些字眼,亘古不变的被当做准则,直到1948年,艾略特获奖意味着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厄斯特林表示,他不能忘记那个时刻,那是现代主义第一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范围。

       
1903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易卜生同时代的另一位挪威剧作家比昂松。

艾略特是一种背叛,他走入一代人的意识里,越走越深,狭窄也孤高。他后来指向了整个象征主义,而在1948年诺贝尔奖授予艾略特的那个时刻,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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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诺奖颁给了威廉·福克纳。那时,法国新小说还没有兴起,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也未成形。这次授奖给整个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提示,动作轻巧、不动声色,无人察觉,而巨大的影响正在发生,半个世纪后人们仍然能感觉其威力。

奥斯陆挪威国家剧院

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执行主任戴维斯认为,读伟大的作家作品、如福克纳、乔伊斯时,会有非常大的障碍。“但这些作品是如此有力量、如此重要,最终会教会读者去读懂它们。”他将莫言放入这个序列里,认为他的作品同前面这些人一样,可以影响未来的文学样式。

       
挪威国家剧院,门口的两尊雕像,左边低着头的是易卜生,右边昂首挺胸的是比昂松。建造这个剧院的是比昂松的儿子小比昂松,对他来说,谁得诺贝尔奖都没关系,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易卜生的女婿,我想他的难题可能会是,每次走到这里时,自己是该先向左边还是先向右边致敬。

“严肃文学不需要走进大众群体,它的角色是打开理解的入口,哪怕是为一两个人,然后再由他们的影响力传播到更大的读者群。只要这个入口是保持敞开的,严肃文学就会继续前进。”他举例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是一般人会随身带着读的作品,但是在20世纪,这样的文学作品所建立起来的意义至关重要。普通读者估计从来没读过《尤利西斯》,但他们手中的流行书本或许就受到了它的影响。戴维斯觉得,莫言作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既打开了这个入口,又能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非常难得。

       
瑞典文学院之所以相中比昂松而省略易卜生,原因很简单,比昂松的剧本大多是描写人性的真善美,他的剧,大多以大团圆结尾,这套路熟不熟?像不像五个一工程的评选?看样子瑞典文学院,也是喜欢正能量的,对他们来说,易卜生太尖刻了。

“现在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和他时代的关系,让我们想起说歌德或者但丁和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好的伟大文学、严肃文学的标志。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放在英国作家毛姆身上。从《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到《刀锋》,毛姆始终在他的小说人物中间穿行,他一边不动声色地絮叨着,一边手脚不停,暗下功夫,等你发觉的时候,那些人早已经一丝不挂、赤条条地站在那里。毛姆的作品里几乎就没什么高大上的人物,读毛姆,能够读到自己人性中的丑陋的一面,让人不寒而栗。

        尖酸刻薄到没有朋友了,还想有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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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毛姆

3、詹姆士.乔伊斯

       
爱尔兰那个小国,却是文学的大国,习惯性盛产伟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经有叶芝、萧伯纳、贝克特和希尼四位诺奖获得者。但偏偏比他们成就更大,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詹姆士.乔伊斯被瑞典文学院莫名其妙地省略掉了。

       
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个如今没人敢否定。去都柏林,很多人可能从没读过乔伊斯的作品,但没人会不知道他,乔伊斯已经是都柏林的象征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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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

       
乔伊斯著作不多,《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尤利西斯》,还有一部我忘了名字。《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文学标志性的两部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自传体小说,也是乔伊斯最早的作品,有些地方因急于表达而显得有些仓促,但他的风格和腔调肯定影响了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 
 
而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即便乔伊斯没有其他的著作,仅凭一部《都柏林人》,也足够拿诺奖了。这一组短篇小说几乎篇篇精彩,他以老到沉着的笔调,把在帝国、习俗和宗教笼罩下的都柏林人的那种呆滞、麻木、压抑和哀伤表现得淋漓尽致。都柏林像一个停摆的钟摆,在时间冷峻的夜色里,散发着幽暗的微光。像听海菲兹的小提琴,能闻得到松香一样,读《都柏林人》,你闻得到都柏林狭窄的碎石街道氤氲的沉闷的气息。后世在短篇小说的成就能和《都柏林人》媲美的,我以为只有海明威、福克纳和卡佛,或者再加上半个塞林格,2013年得诺奖的门罗,用句套话来说就是,《都柏林人》甩了她10条街。

       
没有把诺奖颁给乔伊斯,再用句套话,这不是乔伊斯的损失,而是诺奖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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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隆重推荐一下,最后一本,是国内最早,我认为也是最好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陶雪华设计的封面,她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装帧设计师的一个,还有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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