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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9905com金沙】或许有人会说恺撒的时代太过遥远,关于罗马的种种历史

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高卢军团踏过卢比孔河,其与庞贝等支持“贵族共和”元老的内战正式开始。名将金戈铁马,翻山渡河本不是件稀奇的事。此事
常载史册,一则是恺撒的赫赫声名,二则关乎卢比孔河,其作为罗马本土的界标,率军渡河者,将为叛将,军成反贼。不过有趣的是此事过后没多少年,罗马“共
和”成为陈迹,新皇奥古斯都将山内高卢行省并入本土,从此卢比孔河失去了作为界标的意义。岁月流逝,竟连“卢比孔”之名也渐渐被遗忘了。

被遗忘的又何止是卢比孔河。太多在某个时代被视为常识的东西纷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太多本应能丰富过去面相的人物成了“失语”之士,即使是
常常被人提起的“恺撒”们,也少有人会真正在意他们在河边曾彷徨纠结过什么。或许有人会说恺撒的时代太过遥远,难免有史事湮没、难以解说的遗憾。可辛亥距
今不过百年,对她的解说是否会容易一些呢?张鸣的新着《辛亥:摇晃的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示范的样本。

卢比孔河:古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嬗变的血腥历程-高清观看-腾讯视频

张鸣的作品素以好读而着称,在眼下这个充斥着纲目条块式论文的环境下本属难能可贵。不过在后记里他仍嫌此书“文字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
过于直白”,对一个写史者来说对自己作品的反思若仅限于此,问题就出现了。写史首在尊重史实,张着在这方面相较其他历史畅销书已算不错,却仍不免有些瑕
疵。如张着115页说“众多的汉人官僚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116页又说“满人殉节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湖北安陆知
府桂荫。十八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

○段超(书评人)

张着的说法实和写《清史稿》诸公的观点一脉相承。列传二五六即云:“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钟琦等数
人。”说得更极端的是梁济,在他看来“辛亥、壬子之间,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大官、小官、庶人等,无一因清亡而死者,实为历史上最奇特之事”。
不过正是在列传二五六中就有“仰药以殉”的另一汉人大员——江西巡抚冯汝骙,四川总督赵尔丰虽非自杀,但也能算“以身殉清”。列传二八三还有一汉人大员
——安徽提法使张毅,他的故事如从“殉节”的角度看无疑更加动人心魄:

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历史从此改写。关于罗马的种种历史,人们今天仍然在津津乐道。它究竟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通过《卢比孔河》这本书,或者能找到部分答案。

张毅,字仁府,直隶天津人……宣统三年六月,擢安徽提法使。八月,自陇入秦,将入觐,九月,抵乾州,变作,道梗。变军侦知之,请为参谋官,斥
之,撄众怒,羁留不得脱。会疾作,州人知毅贤,言于变军,乃出就医。毅念惟一死可自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丑,乘间投井死。毅无官守,中道遘变,卒完大节,
世尤多之。

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

公元前49年,古罗马旧历1月10日,征服了整个高卢的恺撒率领军团渡过法定国界卢比孔河,进军罗马,开始同以庞培为首的共和派逐鹿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公元前48年,法萨卢斯战役,凯撒以少胜多击败庞培;公元前47年夏,凯撒在小亚细亚向罗马发送战报:“吾到,吾见,吾胜。”公元前46年夏,北非落入恺撒之手,元老加图自杀;同年冬,庞培之子在西班牙的叛乱被平定。至此,恺撒取得了整个罗马世界,开始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

回头看看,当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似乎是共和国蜕变为帝国的“第一推动”。然而历史并没有回车键,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自诞生之日起,罗马共和国便孕育着矛盾的种子,既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方生方死又方死方生,直到帝国脱胎而出。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作家汤姆·霍兰的叙述史《卢比孔河》虽以“罗马共和国的衰亡”(The
Last Years of the Roman
Republic)为副题,亦可被“误读”为“罗马帝国的诞生”。书中重点讲述的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既是共和衰亡的挽歌,也是帝国诞生的序曲。

对于书写2000年前的罗马史而言,“叙述史”这一体裁具有明显的优点——便于表现人物的行动,进而号准历史的脉搏。因为正是行动引发了事件,事件又交织成了历史。霍兰拉长了历史的镜头,聚焦于古罗马那些伟大的名字:七次担任执政官的平民派领袖马略、贵族派独裁者苏拉、“前三巨头”(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伟人”庞培、恺撒)、共和国元老加图和西塞罗、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后三巨头”(安东尼、雷必达、“奥古斯都”渥大维),甚至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士兵、平民和奴隶。在霍兰笔下,这些名字不再是刻板的历史符号,而被赋予了血肉和灵魂,演绎着罗马共和国晚期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霍兰的叙述庞杂而不失连贯,节制而不失生动,兼具古典风格和现代张力。

正如作者所言:“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卢比孔河》做到了。不仅如此,它还写出了在共和向帝制转型的过程中,罗马人纲常失序的焦虑与异教英雄主义冲动相交杂的集体心态。这就避免了线性叙事的单薄和专题研究的狭隘,达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平衡,表现出历史写作应有的厚度和宽度。

以上几位还都为大员,如果不限定品级,据《清史稿》的忠义传、吴自修辑的《辛亥殉难记》、罗正钧辑的《辛亥殉节录》等书记载,或投井死、或仰药死、或被斫死的汉人官员即不下四五十人,满人则更多,因此“罕有”或“几个”实难自圆其说。

西方人至今仍是罗马人

古罗马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帝国体制。罗马渐渐积淀、内化为西方政治传统的故国情结,后世无数君主王朝或民族国家一再从中汲取灵感,梦回罗马。君不见西罗马帝国消亡后,罗马教皇的精神帝国崛起,扶持神圣罗马帝国影子般地存活一千年,直到1806年被拿破仑取缔。英、美、法三国都将罗马当作立国样板,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各有侧重地继承了恺撒的文韬武略,而联邦党人几乎言必称罗马。18世纪的法国革命好比一场穿着古罗马服装的历史剧;19世纪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可能是距离“罗马梦”最近的一次;20世纪的“瘟疫”法西斯主义更是直接得名于古罗马执政官的仪仗——束棒(fasces)。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西方人至今仍是罗马人——我们重述或重读罗马史的理由或在于此。

然而罗马毕竟是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将其与当今世界相类比,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滥用历史”的陷阱。霍兰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作者小心地恪守“史德”,述古而不讽今,把“误读”的权利留给了读者。福柯有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任何历史作品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中立、摆脱时代的印记,《卢比孔河》也不例外。书中专节讲述庞培扫清海盗,解除了共和国的海上威胁,并取了一个时髦的题目——“反恐之战”。此后庞培被元老院任命为东方总督,征服叙利亚,威慑亚洲,开创了“罗马主导下的世界和平”之局面。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9·11事件”之后,美国奉行对外强硬、对内右摆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出兵阿富汗,进军伊拉克,英法诸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俨然成了“新罗马帝国”。考虑到《卢比孔河》成书于2003年,其时“伊战”伊始,“反恐”正酣,作者的“执笔意图”就很明显了。

关于罗马共和国衰亡或者说罗马帝国诞生的原因,在第一章《自相矛盾的共和国》中,作者就做了明白的揭示:“一方面,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分享一种宗教般的共同体感。”其实,“共和国”是个具有误导性的称号,罗马共和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政体,公民严格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等级,而这种等级制度又决定了投票与竞选的权利。

这种贵族共和政体有明显的局限。对此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有论述:“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日见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在管理一个庞大帝国时,君主制较共和制有着明显的优势,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鼎盛。正是国家的无度扩张和阶级矛盾的持续激化,不断推动罗马从王政走向共和、从共和走向帝制、从帝制走向衰亡。

又如张着298页说:“革命党对满人,其实倒是相当客气,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马,种族屠杀基本是没有的。”这个判断亦不能成立。路康乐
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一书中就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反满暴行”。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为时虽短,却不可能
不流血,将其看作一个不超过一千人至两千人死亡的事件,实与事实相差甚远,在武昌、西安、太原、镇江、南京等地都有规模不一的反满暴行,其中尤以西安最为
惨烈,据一个传教士观察:

观念世界里的卢比孔河更难跨越

在西方,“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早已成为谚语,意指义无反顾之抉择。在正文中,霍兰对恺撒这一创造历史的行动一笔带过,集中笔墨叙写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反而更加凸显了其历史意义。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史家笔法。或许是考虑到读者的兴趣,或许是为了“点题”,作者在序言中又以文学的修辞再现了这一场景,尤其提到了恺撒当时的豪言壮语:“孤注一掷!”遗憾的是,霍兰将凯撒的行动解释为“赌徒心理”,未免有失简单。对此笔者更认同马基雅维利的解释,后者在《君主论》中将此类行动归因于古代政治家特有的“德性”(virtus)——一种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的直觉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果敢相结合的能力,这是最为“时运女神”所青睐的阳刚气度。蒙森亦甚为推崇凯撒的这一德性:它集“清明”和“疯狂”于一身,仅见于恺撒这位“登峰造极的政治家”。幸与不幸,此种古老的政治德性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渐渐失落了。

与政治地理上的卢比孔河相比,观念世界里的卢比孔河更难跨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对罗马人而言,共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信仰的层次,即便恺撒也无力一扫而尽。《卢比孔河》一方面展现了恺撒以“枪杆子”取得的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也刻画了其深陷共和派重围,用“笔杆子”孤军奋战的悲剧形象。共和国的道德化身加图自杀后,恺撒悲大于喜,致悼词曰:“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饶恕你的机会一样。”死后的加图成了恺撒无法战胜的敌人。西塞罗趁机为加图撰写讣告,鼓吹共和,不啻讨伐恺撒的檄文。被激怒了的恺撒立即撰文《反加图》回击,此举反而更加抬高了加图的声誉。翌年,即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恺撒被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贵族所谋杀。又过了一年,共和国最后的代言人西塞罗死于安东尼之手,头颅和双手被钉在演讲台上。霍兰评论道:“他的舌头受过针刺,如今沉默了;但在罗马人的眼里,它依然雄辩滔滔。西塞罗曾是共和国无与伦比的政治演说家。而现在,演讲和自由政治的时代结束了。”

鉴于共和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和压力,奥古斯都采取折衷主义政策:一方面将自己打造为罗马的神圣化身,独揽帝国大权;另一方面以高超的宣传手段号召同胞们铸剑为犁,和他一起投身于“恢复共和国”的伟业。这位帝国的“始皇帝”同时继承了凯撒和加图的衣钵,扮演起罗马古老的双面神雅努斯的角色:一张脸朝向过去,另一张脸朝向未来。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二百年间,他的帝国一直保留着共和的形式。奥古斯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德性——妥协与权变,从而开启了政治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先河。共和时代理想主义、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时退隐了。

通过叙述人物的行动及其效应,《卢比孔河》完整地讲述了罗马从七丘之城发展到三洲之国的伟大历程,生动地展现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势力的扩张、统治阶层的分化、权力谱系的更迭以及政治秩序的整合。囿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视角,此书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令人信服地唤醒了凯旋门浮雕上罗马人的面孔。在与罗马人的对视中,我们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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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英]汤姆·霍兰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

©本文原载晶报·深港书评,原文链接:

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都同样被杀……房子被抢光烧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
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旦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
属。”……当满人发现反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跪倒,放下手中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一条生路。但当他们跪下时,就被射杀了。有时,整整一排都
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死。

以上触目惊心的观察来自于无明显倾向性的第三方,且也符合革命初起时的群氓心理学,连吴宓在北京消息不畅的情况下都听说“吾陕新军变后颇无规
则,一变而为土匪,肆行劫掠”。因此在西安屠杀已成“孽种异类”的满人并不足为奇,谁叫“土匪总是同胞人,鞑子之罪该万死”呢。据路康乐计算,西安满人的
死亡人数达到万人,大约为当时满城内总人口的一半。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反满暴行和满人的反抗程度并不相关。镇江和南京的旗兵没有抵抗,却依然被屠杀、驱逐。
笔者还可补充的是,即使是被认为颇“和平”的杭州光复,在较新出的《许宝蘅日记》中,也会发现“独立后杀戮驻防甚惨”等虽寥寥却颇能描绘当时排满景象的内
容。

张着在史实上的瑕疵另有几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在笔者看来重要的并不是指出上述瑕疵,而是在这些瑕疵背后反映的作者写史之态度与心态。或
许为了追求出书的速度与迎合读者,张着所参考的资料明显陈旧单调,近年新出的诸多材料几乎不见。用词通俗过度以至不免有轻佻之嫌,如“被一泡屎毁掉的暗
杀”等。读完张着,辛亥革命中的芸芸众生,无论精英还是草民仍都面目模糊;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似说得井井有条,清晰无比,实则颇让人怀疑他有没有在“倒放电
影”并以辛亥之历史浇自己的块垒;最要命的是我们看不到专属于辛亥的那个多元复杂、众声喧哗的历史舞台,大时代的独特风貌正如卢比孔河般消失了!上述种种
造成了:

一、张着明显缺少对人物的悲悯和史事的理解。满人、遗老自不必说,即使对汉人在革命中的遭际和心态张着又何尝真正关心过?它所提供的不过是一堆
碎片式的八卦故事而已。谈史事也是一样,如张着谈禅让很轻易地说:尧舜之事不可考,实际历史中,君位获得无非是血缘世袭和暴力劫夺罢了。这样
对禅让的简单化理解其实是放过了考察辛亥及辛亥以后的一个极佳角度。事实上不少时人就是以禅让来定位辛亥的。梁济就说:“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
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王闿运读到段祺瑞发给袁世凯的劝进电报,则认为其好似“唱戏贾充”。连作为革命党人的叶恭绰都感
慨:

我国辛亥革命,非征诛而类揖让,以是人多忘其为革命。一般知识分子,号称开明人士者,亦视若无睹,有时且发其时移世易之感,则以民国初期,虽号
共和,而大众多不识共和为何物,未尝视民主为二千余年之创制,乃历史上之一大转变,只视为朝代转移,如三马同槽及刘宋赵宋之禅代而已。

为何诸多人等会以禅让来定位辛亥?这是因为在汉以后中国人的思维世界里,革命与禅让是理解改朝换代的两条基本线索。两者相较,中国经典意义里的
“革命”并不是什么好字眼,经常被儒者存而不论。即使革命在二十世纪初获得了它的现代正面意义,对此种意义的接受程度也不能估计过高。一是因为革命古义出
自《易》,是时人尤其是尚未消亡的士人们烂熟于心的东西;二则因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参照系多为法国革命,其“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的形象经过王
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层层发挥早已深入人心。禅让则不同,无论是获得政权的一方,让渡政权的一方,还是旁观的一方,以禅让来包装政权的更替都会觉得既
合法又体面,接受起来较为容易。不仅如此,以禅让释辛亥更为日后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很深的伏线。一方面其为袁世凯捞取了颇多政治资本,即所谓领“五族入共和
之域,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并为其谋求称帝提供了相当的口舌之助。另一方面清廷亦就此挽回了些许形象,严修就注意到隆裕太后薨,追悼会上有副对联特
别引人注目云:

本来生生世世不愿入帝王家,从黑暗中放绝大光明,全力铸共和,普照金身四万万。

此后岁岁年年有纪念圣后日,于青史上现特别异彩,同情表追悼,各弹珠泪一双双。

至袁世凯败亡,民国一派乱象,有人就提出“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由此而推论,1917年复辟的逻辑正在其中。而两次复辟恰恰对诸新文化巨子们是个绝大刺激,“五四”就此发源,可见辛亥与禅让之关系着实可令人深思。

二、张着多以革命派、立宪派等贴标签的方式处理问题。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张着的不少结论经不起推敲,如谈清末谘议局选举,最后竟说从晚清到民
国就数谘议局议员的素质最高。实际上“素质”的高与低是个最难判断的东西,如以贿选、舞弊等论清末实在也有不少。作者对近代中国的农民曾有很
好的研究,应该知道辛亥十来年后还有个时髦概念叫“土豪劣绅”,如今我们已清楚那些人的“土和劣”实来自于阶级革命的“罪与罚”,当不得真。那么谘议局议
员“素质高”是神话还是历史的实态恐怕也不易判定。另一方面贴标签对某个具体人物思想和心态的解析几近无能为力,正如王汎森所指出:

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风貌繁复万端:他们有的是意态极为保守,而手段极为西化;有的是意态极为前进,而手段却极传统;有的是意态保守,手段传统;有的是意态激进,手段西化……所以单只是用“传统”或“前进”,“新”与“旧”来描述他们,常常是不够充分的。

而在张着里既见不到立宪大佬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诈与机变,也见不到最“先进”者——留学生奔走旗门,与最颟顸的满族亲贵蝇营狗苟的丑态。
同时许多立场摇摆于革命、变革、改良之间,心态处在矛盾挣扎的多重困局中人亦不在其视野之内。吕思勉即说:“君宪革命之争起,予在手段上,随康梁主张君
宪,在感情上则主张革命。”此种人怎能用一个“立宪派”或“革命派”就能说清道明?

三则是重大概念背后学理的匮乏。一百年前的人绝大多数时候其实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也深刻得多。以张着结论里津津乐道的“自由”为例,张着谈了一
通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进而画出一条简单的中国现代史上的民主、自由下行线,可不知为何却把辛亥前后那些重要思想者所谈的自由放在了一边。那时所谈的自由在
笔者看来一最大特色即在于澄清自由有哪些类型?我们要什么样的自由?而不是一种标榜自身立场式的泛泛而论。梁启超即有文明自由和野蛮自由的区分,在梁氏看
来文明社会的自由与制裁互为表里,从表面看文明社会似乎比未开化社会更不自由,但这恰恰是“自由之德”,即社会成员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以为自身自由的界限。

严复对自由分析得更为细致。在他看来自由当分作个人自由与政界国民之自由,前者指群体公域不得侵犯、干涉个人私域。后者则与政府管束相对,所谓
政界国民自由最初的意义为无拘束、无管制,引申义则为拘束者少,管制不苛。因此“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得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
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

结合辛亥前后重要思想者对自由的论述,我们可以追问张着一系列问题:作者说的是个人自由还是政界国民之自由?如果是政界国民之自由就应该意识到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科层制官僚的出现,政府角色的凸显和法律的日趋精细,此种自由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其次对个人自由而言,如回到历史的具体场景中,群体
公域与个人私域间实在很难划分出一条明晰的界线,尤其在那几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彼时彼刻谁又能说清走这一步就是救国救民于水火,走那一步就是暴民
发泄情绪呢?最后我们的历史叙述多有将责任往领袖、名人和精英身上一推了事的倾向,而常常忘了自身常常也是“平庸之恶”的推手之一,张着亦不能免俗。实际
上即使是个人自由最受压抑的年代,每个人仍都有选择作高墙一分子还是那颗鸡蛋的自由。即使做不了那颗鸡蛋,亦可努力培养自制力,锻炼自己内心的强大,以避
免得自由却不可承受,转而又交出自由的悲剧命运。正如严复所言:“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
也。”

“过去是一片神奇之地”——某学友豆瓣主页上的一句话,笔者非常喜欢。由此而常想既目之为神奇,当有敬畏与尊重。辛亥到了百年虽难逃“被纪念”与“被消费”,但作史者仍应多花些心思制作产品,方可少负过去,无愧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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